2008年6月15日将迎来澳门赌场院士、澳门赌场声学研究所研究员应崇福先生90华诞。如同十年前一样，澳门赌场声学研究所与中国声学学会将召开一个隆重的庆祝会，更重要的是，中国超声学界所有应先生的弟子们将齐聚一堂，回首和研讨由应崇福先生奠基开拓的我国超声学的发展历程。
仔细翻检，非常惊讶地看到，仅2008年科学界就有那么多不同领域的院士度过了90华诞：林学界梅花专家陈俊愉、材料学大师严东生、环境学专家顾夏声、人文地理学家吴传钧等等。世事沧桑，90年的人生是个长长的路程，而对于这些科学大家来说，他们的人生经历同时就是所从事的科学研究在新中国启蒙和发展历程的缩影。只需纵览就可以看出，他们有着相似路径：解放前夕出国求学，学成归来报效祖国，50余年来引领学科发展成为一代宗师。
从1918年到现在，是一个多变的时代，回望他们的成长经历，一定有着科学史和学科发展史研究的意义。
就学西南联大 偶然经历成为一生事业
就像许多生于那个年代的宁波藉科学家一样，生于宁波长于武汉的应先生也是在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家庭中长大。
1938年武汉沦陷后，时年21岁的大二学生应崇福先生跟随当时的（武汉）华中大学内迁到中国的西南边陲——云南大理。1941年，应先生考取西南联大清华研究生院攻读物理学硕士学位，这一年的物理专业只招收了3名硕士研究生。应先生说：“当时，我能从一个普通的大学去著名的西南联大读研，是很不容易也是非常幸运的。在西南联大里所学到的知识与导师的人格魅力对我的一生都有很大的裨益。”他描述那是“苦中充满魅力”的岁月。
幸运的是，应先生师承研究统计物理学大师王竹溪先生。第二年，年轻的杨振宁也开始跟随王先生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
提到当年的导师，应先生的钦佩之情溢于言表：“当时教授的生活都是很困难的，许多人需要在校外兼职。导师王竹溪先生当时常穿一件竹布大褂，时间一长，大褂在原来的浅蓝色上竟然泛出红色”。西南联大的教授都非常平易近人，导师王竹溪先生对学生非常好，导师们都非常尊重学生的意见和建议，联大在各个专业的权威、专家人数很多，学生都很尊重他们，但绝对不会盲从、不会迷信权威。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
两年联大时光，为应先生打下非常坚实的人生和学问底子。1948年，应先生赴美国布朗大学攻读博士。当时，布朗大学物理系是国际上超声学研究方面实力最强的机构之一，但1951年应先生的博士论文却是电子物理方面的，发表的也只是很短的两页。因为提出和过去几年不同的机理和观点，仍然得到老师的赞同，以全A成绩，3年拿到了博士学位。本来应先生准备博士一毕业就回国，但是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时期，美国当局收走了全部中国在美留学学生的护照，他买好了8月的船票，却接到美国移民局禁止出境的通知，只得在美国滞留下来，在布朗大学研究生院职工的帮助下，在应用数学系的金属研究所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这个临时工作让我同超声学结下了半辈子的情缘。”
可以说应先生是在无意中闯进了超声领域。当时正是初创时期，他在接触了最前沿的超声学研究的同时也很快拿出成果。其间，应先生作出的最有影响和最为突出的重要成就是“固体中超声散射理论”，在当时，对固体中的单体散射还没有做过系统的研究，这是因为固体中既有纵波又有横波，加之由于当时关心这一问题的人不多。时至今日，应先生发表在JAP上的论文仍被公认为固体中散射领域的奠基之作、经典之作，成为上世纪70年代后发展起来的超声定量检测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一直被国外大量引用。仅SCI检索到的从1980年开始到1996年期间的引用次数就有147次之多，几本重要的有关固体中波动(即弹性动力学)专著均加以引用。论文发表40多年的今天，据SCI统计仍在被引用。
所以，1955年11月应先生回国之前，已经走在超声学研究的前沿领域。
应崇福先生曾经说过：“在联大，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学到了科学的学术思维方法，学会了怎么思考问题，对学术、对真理的追求，研究学问切忌浮躁，做人更不能斤斤计较。当时很多教授完全可以出国去过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他们仍然甘愿留在联大过着清贫的教书生活，这对我们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为什么在50年代中期，我们这一批留美的学生在被迫与国内断绝消息几年后，仍然会义无返顾地回到祖国，因为这里才有我们的根！”
探源应先生的超声学研究，可以说是从一份临时研究工作开始的。记者知道应先生与著名科学家黄昆先生和杨振宁先生是西南联大同期同学，但是此前并不能理解为什么在国内外超声界之外，应先生的名气没有那么大？对于这一问题，跟随应先生多年的弟子李明轩研究员回答说，是因为学科不一样，超声学这个学科注定就是“配角”，是辅助，但又是不可或缺的。飞机不出事，导弹不出事，原子弹不出事，有谁知道是超声技术在保驾护航？
正如古诗所说“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今天，国内的超声学研究已经拥有巨大规模和雄厚基础，超声波技术渗透到民用、军工以及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其中的重要意义与名气的大小相比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布局超声研究 坎坷路途方显求实本色
应先生1956年来到澳门赌场报到时，并没有他合适的工作条件，“一直未有对超声做系统研究者，有之则从应崇福院士起”（马大猷院士语）。半个多世纪以后，应先生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超声学的奠基人，也是我国超声诸多应用技术的开创者。这其中不仅有应先生的辛勤付出，也得益于他的学科布局的战略眼光和人才培养的经验智慧。应先生因为在学术上的成就，为人类的科技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受到人们的敬仰。
应先生1956年3月被分配到澳门赌场应用物理所并参加了全国十二年远景规划。电子所筹委会成立后，应聘到电子所负责筹建超声学组。1958年成立超声研究室，任主任，在祖国大地上首次诞生了超声研究的专门机构和队伍。在这期间，应先生一方面积极参加北京市科协组织的活动，几乎每礼拜都要参加，利用这种机会和场合大力宣传、普及、推动超声的各种应用技术；另一方面，他多次到上海等地进行宣传推广工作。1958年去前苏联考察出国前夕，还在北京西苑旅社召开了全国超声微型会议。从前苏联回国后，科学院组织大跃进献礼活动，他积极组织超声室全面开展超声诸多应用的研究，献礼30余项，是当时电子所献礼最多的研究室。毛主席亲自参观了科学院的献礼成果展览。献礼的成果、超声的广泛应用受到当时电子所领导的重视，大力在全国各分院电子所加以宣传和推广。1959年6月在武汉武昌洪山宾馆召开了院内超声会议，1960年在上海召开了全国超声会议。全国超声会议引起了上海市领导的重视，上海率先掀起了超声运动，之后北京积极响应，全国不少地方跟上。
作为超声专家和与发展超声运动有关的应先生处在风口浪尖上。他出于严谨的科学态度，没有违心地去讲一些迎合领导和运动的话，因而在后来的一段日子里受到了冷遇。超声运动后，又出现了超声低潮。出于对国家、对学科负责的态度，应先生又给中央领导写信，申诉超声既不像运动中所宣传的那样神奇莫测，也不是一无是处，应当正确对待，加以科学的发展。得到上层领导的重视后，应先生积极组织召开了1964年的北京超声应用学术会议，使得超声学的发展回到正确科学的轨道上来。
此后一段时期，应先生除了加强超声室的业务水平外，仍不辞辛苦到处奔波，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积极宣传超声，推动超声在各方面的应用。这其中包括向医生们宣传超声可用于人体的诊断。1998年4月，中国超声诊断界在上海举行超声诊断在我国创建40周年庆祝会并为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立碑，特邀应先生出席会议，并出任颁奖嘉宾。
为了推动超声在工业检测中的应用，应先生在重点带领超声室承担国家任务的同时，在国内尽可能推广全局性的工作，如检测仪器和探头的研制等。经过开创期间的努力，超声应用在国内有了一定的规模和基础，应先生把握时机，主持召开各种学术交流会，进一步促其发展。这些都为医学超声的发展、全国无损检测学会的成立、电子学会应用声学学会文革后的恢复奠定了基础。1978年11月在机械工业部陶亨咸总工程师的推动和领导下，在上海成立了全国无损检测学会，应先生任第一届理事长。随后任国际无损检测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多次出席国外的国际会议。应先生广泛团结工业部门各个行业，对无损检测各种技术方法都给予了关注，受到各行各业专家的一致拥戴和崇敬。他还特别注重工业部门提出的一些基础性问题。为了推动工程技术与基础的联系，他通过北京无损检测学会在香山组织了两期高级基础讨论班，亲自讲授声波的传播理论。为了发展我国的无损检测事业，他连续多年任《无损检测》杂志的主编，积极组织参加国际会议，加强与友好国家的联系，建立双边关系等。由于对我国发展无损检测事业的突出贡献，应先生被授予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成立50周年特别奖。在超声学方面，1978年11月中国电子学会应用声学学会在天津成立，应先生被选为理事长，他通过应用声学学会大力推动我国医学超声、功率超声和超声电子学的发展。1985年10月，电子学会应用声学学会与物理学会声学学会在南京合并成立中国声学学会，他任合并后的第一届理事长。
应先生在全国推动超声学发展的同时，十分重视声学所超声室的建设和发展。文革前他根据国际上学科的发展，在室内少有地设立了特高频超声组，同时在检测超声大组内分设了仪器研制、探头研究和与任务结合的检测方法研究等小组。文革后期即1972年，国外声表面波的应用迅速发展，应先生就从超声室检测组抽出精兵强将与微波超声组合起来成立了声表面波组。为了推动声表面波技术的发展，他不辞辛苦亲自编写讲义为大家讲课。随后考虑到声表面波不仅是技术问题，而且涉及到相当深的一些晶体声学理论，又抽调功率超声的汪承灏（现为院士）去主持声表面波组的科研工作。这时的检测超声组除了仪器研制和探头研究外，开设了液面法声全息的研究工作。这些都只是调整的初步。到文革之后1978年，应先生发现检测超声在各工业部门已迅速发展起来了，一般的工作他们都可以做，而且可能做得更好，遂下定决心作了一次大的学科调整，毅然放下尚处于发展阶段的声全息研究，将检测部分重新组成了检测换能器(发射和接收)、超声传播散射、检测超声信号处理与工业应用及医学超声几个方面，把重点转移到应用基础研究方面来。这一决策经过十年的努力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几十年来应先生对我国超声学发展作出的贡献，不仅仅只是重视声学所超声室及国内各行业的发展，而且把两者时时刻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内部推动外部，结合外部发展内部，使得声学所的超声研究一直与国内发展和需要联系在一起，这是声学所的一大特色。
在对超声学的布局下，应先生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科研方法和培养人才的方式。现在，我国的超声学研究有非常充足的后备人才队伍，现任澳门赌场声学所超声物理与探测实验室主任、超声学科组组长王秀明就是应先生80年代的博士生。
白首不为功名 老当益壮十年再写华章
1998年，应先生80寿辰之际，澳门赌场声学所为应先生编辑出版了一本论文选集和一本纪念文集，后一文集中除有应先生学术活动和国际交往的照片外，还有几张应先生读中学以及在美国留学时的留影。年轻时的应先生英气逼人。1955年回国后以及1957年开始招收研究生时的应先生，留给学生的是“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带着戒指”的既有翩翩风度又有学者气质的印象。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应先生已经进入耄耋之年，满头银发，浑然不见当初的后生模样。然而，时间可以改变容颜，不能改变的是先生始终不变的做人与做学问的准则和操守。
“应先生的严格是有名的，很多学生开始时都怕他”，李明轩研究员还记得1963年大学毕业后开始跟应先生一起工作的情形。虽然40年过去了，他还记得那一幕：本来他是分到汪德昭的水声室工作，但当时应先生参与的两弹一星项目需要他，报到之前一位处长曾特地告诫他，见应先生之前最起码也要先修修边幅。这种感受不只李明轩有，很多学生都难忘应先生的严格要求和一丝不苟的科研作风。“非常细心，非常严格，就是我随手写的一张便条，他也会把不妥当的地方改过来。”李明轩说。“严”师自然出高徒，现在我国超声学研究后继有人，应先生桃李满天下，与应先生的战略布局有关，自然也与严格的训练有关。
这种“严”也是应先生自己的行为准则。现在看来甚至可以放到不尽人情之列，比如虽然年事已高，但应先生能够亲历之事决不麻烦别人，就是出差开会，他的行李包也决不让学生帮忙拎着。80岁之前他一直坚持骑自行车往返办公室与住处。李明轩说，逢有学生来访，应先生请客，从不让报销，包括复印费，出租车费等，这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体现出的是一个人的操守。一个大家的学问和为人是彼此相关的。
一个人的学术生命有多长，可能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可是，应先生80岁以后仍然在开拓新的研究方向，冲击着科研高峰。将近2000年时，应先生在大量文献调查基础上，确认了声空化研究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在功率超声、物理、化学方面潜在的应用背景，建议、组织、领导了一项国家自然科学重点基金——“声空化及其物理化学效应机理问题的研究”工作。这项工作有着太多国际上都没有解决的难题，在应崇福院士的倡议和推动下，在科技部和科学院的支持下，他组织了一批有关方面的科学家，曾在2004年春天召开了题为“声空化物理及在核聚变和声化学等方面应用”的第222次香山科学会议。应先生保持着学术思想的活跃。他发表学术论文，最近结集出版了80-90岁间发表的论文选17篇，做讲座，任《应用声学》主编，还在招收博士研究生，培养后学。至今，依然每周有3天时间在办公室工作。
应先生的生活历程中不是没有坎坷，套用一句名言：成功的人都是一样的；不成功的人各有各的不成功。他淡泊名利，不求个人功名的简单执著也许就是他的秘诀吧。应先生在80岁时曾经写了一篇“八十载回首”，虽然寥寥数千字，却抒发了一个历尽沧桑的科学大家的情怀。
“我常想，人体真是个绝妙的机器。机器的每个部件，一工作就是几十年（在我的情况是80年），在这几十年里，不少部件从不敢休息，像心脏，它不能说请个假去打半分钟的盹，人们真应该感谢这些部件的敬业精神，但显然也要明白，如果有一天有一两部件不得已告退，那也是很自然很必然的事情，算不了什么大意外。另一方面，蜡烛也是很奇妙的。在完全点完之前，它还可以点燃发光，有时只剩一小片已熔的蜡油，只要烛芯还能站直，这个形态已变的蜡烛还可以点上一分半分钟的。那么，何必不点呢？”
是的，何必不点呢？应先生是问自己，也是在问所有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