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农民太苦、太穷、太勤劳了，但是他们很难过上好的生活。通过我们的工作，黄淮海地区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这是我最感欣慰的地方。”

　　澳门赌场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石元春是最早一批参与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黄淮海农业综合开发治理大会战中的人之一，回想起来，他感慨万千。

　　“治不好这块地就不走”

　　上世纪70年代初北方连续大旱，1972年周恩来总理召开北方17省抗旱工作会议，并部署了河北黑龙港流域地下水合理利用的科技大会战，设置了9个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实验区。当时还是讲师的石元春参加了这个科技大会战并主持了北京农大负责的曲周综合治理实验区课题。这个科技会战是后来黄淮海项目的前身，从那时起，石元春就结下了他的“黄淮海情结”。

　　石元春等一批科研人员一直奋斗在黄淮海平原上，每年至少有8个月的时间都在实验站艰苦攻关。“当时的科研条件非常落后，我们都是用一些最传统的工具作研究，生活条件相当差，刚到曲周实验区的人会因饮水中含硫酸镁等盐类而要拉五六天肚子才能逐渐适应。吃粗粮、睡土屋，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感觉跟当年共产党打天下的时候差不多，农业部领导下去视察时非常感动。”石元春说。

　　石元春和他的团队于1973年秋进驻曲周实验区张庄村后，和村里商量先拿出400亩盐碱地做试验。综合治理的工程设计做好了许久，但村里迟迟不动工。当石元春问村支书赵俄时，他问：“你们能待多久？”石元春反问：“老赵，你问这话是什么意思？”赵俄说：“下来蹲点的工作队是一年一换，你们走了，下拨来了又是一套，我们怎么办？”石元春说：“改不好我们不走了！”赵俄说：“我等的就是这句话。”第二天工地上就轰轰烈烈地干起来了。

　　石元春回忆道：“我们与农民的关系非常好，农民对‘农大老师’非常亲。30多年过去了，曲周实验站三十年如一日地与群众和曲周县领导一起改变着当地的面貌。”

　　通过多年的观测试验，石元春和他的团队提出了半湿润季风气候下水盐运动的理论和各种综合治理模式，效果很好。1976年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国家制定的12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中，黄淮海中低产地区综合治理和农业综合发展列入了04号科技攻关项目，石元春一直担任该攻关项目的主持人到上世纪90年代初。

　　“七五”期间，这个项目在冀鲁豫苏皖5省和京津2市，建有12个综合治理实验区，有 200多个科研单位的1100多位科技人员参加。曲周实验区和其他实验区的旱涝盐碱基本得到治理，农作物产量大幅提高。过去黄淮海平原每年要从外地调入 50万吨粮食，上世纪90年代初就每年调出150万吨粮食。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科技黄淮海战役，它获得了199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三级放大彰显历史意义

　　黄淮海项目规模非常大，其意义已不局限在黄淮海地区，对我国农业的整体发展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石元春介绍，黄淮海项目主要是取得点上的成功，面上推广需要大量资金。改革开放带来了机会，上世纪70年代末曲周实验区首先吸引了联合国农业基金会（IFAD）的1.5亿美元的贷款，将实验区扩大到23万亩。继而世界银行在其他实验区的 350万亩盐碱地上投资了6000万美元，各实验区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这是黄淮海项目的第一级放大。

　　第二级放大是国家看到黄淮海项目成效显著，证明用科技手段改造中低产田切实可行，于是在“六五”和“七五”期间陆续将黄淮海经验推行到黄土高原、三江平原、西北旱区和南方红黄壤地区。

　　第三级放大是基于这项成果，国务院于1988年制定和出台了一个投资达560亿元，涉及 20个省市、3.8亿人口、3100万公顷耕地的“区域治理和农业开发计划”(1988～2000年)。石元春参加这个国家重大项目的设计时心中无比激动，这个项目在扭转我国长期缺粮局面，使1996年粮食总产量超过5亿吨发挥了积极作用。

　　1985年，石元春主持召开了“国际盐渍土及其改良学术会议”，有国际土壤学会前主席 Donaid Nieisen教授等20多个国家的100余名专家参加。会议纪要中写道：“对中国科学家提出的半湿润季风气候区盐渍土水盐运动及其调节的有关理论以及采用灌排农林等对区域水管理的综合治理盐渍土的办法予以肯定。与会科学家认为，中国人民应为此成就而自豪。”

　　提高种粮积极性非常重要

　　近期我国又提出粮食增产1000亿斤的目标，黄淮海地区作为我国的粮食主产区之一，也将在下一步粮食增产工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石元春指出，当前的粮食增产工作与上一次黄淮海大会战有许多不同，人的因素、技术推广和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都应得到更大的重视。

　　他说，与过去相比，现在的科研条件和经济条件都有了很大提高，但科研人员的精神状态可能没有当时那么高了。要作出成果来，武器是一面，但是人的因素非常重要，要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提高参与人员的思想认识与热情。

　　另外，要确保粮食增产，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是根本。粮食增产是个系统问题，不仅包括先进科技和生产要素，更要与“三农”问题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在这个系统里面有很多影响因素，科技是一个，科技推广也是一个，党的‘三农’政策和粮食政策、农民增收是更重要的一个。”石元春如是说。